明堂之爭發后，三雍宮的建設隨即擱置，但為了不影響重建長安城的進度，長公主以天子名義下旨，拜左車騎將軍徐榮為營都大監，將作大匠董昭為營都副監，於秋收后開始徵調民夫建設未央宮和修繕長安城牆。

三雍重建關係到禮制問題，禮制問題又和漢祚的命運息息相關，持「今禮」和「古禮」兩種觀念的大臣們各不相讓，朝堂上的爭論日復一日。

從爭論雙方的吏來看，堅持「今禮」，堅持九室明堂制的大臣們多在外朝，如丞相蔡邕、太尉荀攸、史大夫劉和、宗正楊奇、廷尉張邈、太僕孔融、將作大匠董昭、祿大夫鍾繇、司隸校尉陳宮等公卿大臣，他們態度明確，沒有毫妥協的餘地。

堅持「古禮」，堅持五室明堂制的大臣們多在中朝、朝，尚書令崔琰、中書監陳群、侍中孫資等人也是據理力爭，至死不讓。

外朝和朝再次針鋒相對，朝政到了嚴重干擾。

＝

長公主在此事上的態度非常慎重。三雍畢竟不是一座建築，它代表著禮制，是大漢社稷的象徵，採用何種明堂制度關係著社稷的長治久安，不能隨隨便便做出決定，朝堂上的爭論是必需的，必要的。

三雍的建設，從孝武皇帝開始，到孝平皇帝元始四年建，其中歷時一百多年，中間經歷了無數次的爭論，很多大臣、儒士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武皇帝中興后，三雍建設也數次反覆，直到中元元年（公元五十六年）才正式建，可見確定禮制的難度之大。

如果採用「古禮」，在三雍建設中採取五室明堂制，那麼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周禮》為基礎。

（《周禮》原名《周》，相傳為周公旦所作，本朝古文經學大師劉歆始稱其為《周禮》，《周禮》分天、地、春、夏、秋、冬六篇，六象徵天地四方六合，現了「以人法天」的思想。漢時冬篇已亡，漢儒取《考工記》補之。）

如果採用「今禮」，在三雍建設中採取九室明堂制，那麼朝廷的典章制度就要以《禮經》為基礎。

（傳說《禮經》為周公製作或孔子訂定，近人認為這是春秋戰國時一部分禮制的彙編，書應在戰國初期至中葉，即是漢時「五經」中的《禮經》。《禮經》分《士冠禮》、《士昏禮》等十七篇，詳盡敘述了上古貴族生活各種主要禮節儀式。）

《周禮》為古文經學家所推崇，《禮經》為今文經學家所重視，「古禮」和「今禮」之爭，五室明堂制和九室明堂制之爭，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今、古文經學之爭的延續。

＝

今日朝廷的學是「新經」，是馬融、鄭玄等一批經學大家歷經數十年、數代人的研究后，融合了今、古文經學兩家之長的新經學，在「新經」中，鄭玄大師第一次提出了「三禮」之名，認為「三禮」應該並重，要互相取長補短。

（所謂「三禮」，就是《周禮》、《禮經》和本朝經學大師戴聖所編的《小戴禮記》。《禮記》是秦漢以前儒家各種禮儀著作選集，大都為孔子七十子後學所記，有《曲禮》、《檀弓》、《王制》、《禮運》、《中庸》、《大學》等四十九篇。《禮記》反映的基本容多系先秦古制，亦錄有一些孔子言論或其弟子對孔子思想的發揮，但也有個別篇章為秦漢儒生所撰。）

「新經」雖然提倡「三禮」並重，但在明堂制度上，鄭玄大師曾在《駁許慎五經異義》中有過彩駁論，他認為五室是周人的明堂制度，九室是秦人的明堂制度，五室明堂制度要遠遠早於九室明堂制度，也就是說，鄭玄大師有明顯的五室明堂制度的傾向。

＝

其實，「新經」對古文經學本就有明顯的傾向，這是因為今文經學自武皇帝后，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已經和讖緯之學聯繫在了一起。

武皇帝以符瑞圖讖起兵，稱帝后崇信讖緯，宣布圖讖於天下，讖緯之學遂為本朝重要的學思想組部分，有很高的權威。流傳在世的《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和《春秋緯》等「七緯」也為儒士必修的典籍。讖緯的流行，導致朝廷在用人施政、各種重大問題的決策上，都要依讖緯來決定，而對儒家經典的解釋，也要向讖緯看齊，這大大推了本朝經學的神學化，如此同時，讖緯也導致了天人應、災異等思想在本朝的嚴重泛濫。

讖緯說白了，就是人為製作，是憑空臆想出來的，它可以被一些居心叵測者利用，拿來散布改朝換代的預言，這在最近十幾年表現的尤為明顯，「代漢者當為塗高」等讖緯一度傳遍了州郡各地，所以張溫、馬日磾（di）等大臣到了北疆后，曾一度奏請朝廷絕讖緯，收繳讖緯書籍，但因為今文經學勢力龐大，基牢固，效甚微。

今日朝廷如果在三雍建設中採取五室明堂制，以《周禮》做為朝廷典章制度的基礎，在「新經」中更傾向於採納古文經學的治國理念，那麼，今文經學將遭持續的長久的打擊，而讖緯之學自然就會為首當其衝的打擊對象，這等於公開砸碎了研習今文經學的門閥、世家和士人們的「飯碗」，斷絕了他們的仕途，是生死攸關的大事，他們當然要誓死捍衛。

讖緯之學流傳了兩百多年，對古文經學家的侵蝕也非常厲害，這從古文經學的鼻祖劉向、劉歆父子的著述中就能看出來，而劉歆為了幫助王莽篡國，更是公開宣揚符瑞讖緯，所以很大一部分古文經學家也研習讖緯，馬融、鄭玄、蔡邕、盧植等古文經學大家都是讖緯學的高手，但是，在對待讖緯學的態度上，以馬融、鄭玄為代表的和以蔡邕、盧植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家們卻完全不一樣。馬融、鄭玄通讖緯，認為讖緯有害於經學和社稷，應該予以止，而蔡邕和盧植卻予以認同。

在明堂制度上，蔡邕還著有《明堂論》，他在書中說得非常詳細，認為明堂是德治王政的象徵，明堂祭祀和布政作用相統一是建立在天人應的學說上，對九室明堂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肯定。

這就是丞相蔡邕大人和朝中諸多大臣旗幟鮮明地反對五室明堂制的重要原因。

＝

三雍要建，明堂制度要確定，不能久拖不決，長公主為此書告鄭玄、胡昭、王剪等各地鴻儒名士，請他們於年底前趕到長安，就明堂制度一事展開辨議，以便朝廷決定採取何種制度重建三雍。

現在長公主猶豫不決，無從取捨。丞相蔡邕等公卿大臣堅持九室明堂制。李瑋、崔琰、郗慮等大臣堅持五室明堂制。還有一部分大臣立場不堅決，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在搖擺之中，其中太傅楊彪最為典型。

以楊彪的資歷和聲，他支持那一邊顯然會對朝廷的決策產生重要作用。關西楊家是今文經學世家，到了楊彪這一代，因為古文經學漸漸復興，楊彪也開始研習古文經學，他算是一位兼學今、古文經學的大家。楊彪如果支持五室明堂制，他就要和自己的家族作對，同宗楊奇、楊懿和很多楊閥的門生故吏肯定要和他反目仇。冀州崔家已經因為此事訌了。崔烈的兒子崔均、崔琰的弟弟崔林都是研習今文經學，而崔琰卻師從鄭玄，學的是「新經」，家族部發生激烈爭論，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兄弟反目，翻臉了。楊彪老於世故，他不願意讓此事影響到楊閥的團結，於是故伎重施，又是疾犯了，又是小中風了，總之不上朝了，也不說話了，閉門不出。

以大司馬大將軍李弘為首的北疆武人是朝堂上最大的一力量，這力量在明堂制度上的立場完全可以影響朝廷決策，但北疆武人和過去一樣，在有關政事，尤其是這類牽扯到學、禮制、國策等大事上，採取了一貫的沉默態度。這其中還有個很有趣的現象，當朝堂上的爭論發生后，幾乎所有的北疆武人都回家埋頭看書，有的還到和自己關係親的北疆大吏府上虛心請教。說句實話，對於「今禮」、「古禮」的爭論來由和其背後所蘊含的對國祚命運的深遠影響，他們的確不清楚，雖然大家都知道「三雍」、「明堂」關係到本朝禮制，但這個禮制對國政策略、對社稷興亡有多大的作用，他們並沒有清晰而正確的認識。

這些年，李弘、鮮於輔、徐榮、張燕等人無時無刻不在督促北疆武人研習經文，增加學識，同時，他們自己也在利用一切機會學習，但會讀經文和理解經文是兩回事，理解了經文，掌握了經文的髓，再把這些髓運到到朝政實踐中又是另外一回事，這其中是有天壤之別的。像張溫、皇甫嵩、盧植、朱俊這些出則為將，則為卿的大臣，本來就是麟角，他們算是人中龍，一代也出不了幾個。他們在得到朝廷重用之前，也都治理過州郡，參予過朝政決策，從政了很長時間，有富的治國經驗。他們鬥了一生、努力了一生，最後才功名就。

北疆武人一直在各個戰場上征戰，除了鮮於輔、徐榮、張燕等數人外，很有人得到過治理州郡的機會，對政事，尤其是事關財賦收的比如田制、賦稅、鹽鐵等事務，更是一無所知，所以他們即使讀了經文，在晉大學堂里學了很多治國之，但他們沒有實踐的機會，沒有經驗，要想在朝堂上立足，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相反，北疆的士人，尤其李瑋、謝明、田疇、田豫這些人，因為很早就參予治理州郡，他們學以致用，十幾年來，他們在穩定北疆，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在張溫、崔烈等一幫老大臣的指導下，獲得了極其富的治國經驗，已經在朝堂上牢牢站穩了腳跟。

這次北疆武人保持沉默，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在、外朝激烈鋒的時候，北疆武人算是朝堂上的平衡力量，不便激化矛盾，另外一部分原因卻是因為自學識有限，想都無從起。這件事對北疆武人的刺激很大，會打仗不行，會讀經文不行，知道治國的道理方法也不行，必須要有淵博的學識，必須要有富的治國經驗，否則到了朝堂上，只能尷尬地站在一旁，像個白癡一樣任人擺布。

北疆武人最早師從大儒王剪、襄楷、蔡邕、許劭、趙岐等大儒，學的是古文經學，他們從大儒王符的《潛夫論》里，學到了治國策略和治國方法，這對他們影響非常大。後來鄭玄到了北疆后，他們開始學習「新經」，曾在邯鄲、晉大學堂親自聆聽鄭玄、胡昭等大儒的授課，益匪淺。這次，他們則大開眼界，朝堂上激烈而彩的辯論彷彿給他們打開了一道通向儒學殿堂的大門，他們突然發現，原來禮制、儒學、國政、國策、國祚命運竟然是不可分的一，其中的彩和玄奧要遠遠勝過戰場上的博弈。

＝

朝堂上發爭論后的第二天，李弘在府宴請了鄭玄大師的三位弟子崔琰、郗慮和趙松。

大將軍仔細徵詢了五室明堂制的事。如果朝廷在三雍建設中採用五室明堂制，以《周禮》做為典章制度的基礎，那麼它會不會和鄭玄大師在「新經」中關於「三禮」並重的學說產生衝突？會不會影響到「新經」在學的地位？會不會影響到中興策略的大方向？到新政策略上，朝廷在未來一段時間將會做出何種策略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