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翻遍史書，在隆慶六年下半年，就只有上仁聖皇太后、慈聖皇太后尊號，葬大行皇帝於大峪嶺幾件事，其餘一切都按部就班，與人們所預想的大相徑庭。

本來在朝野看來，新朝的大政方針既經發表，中樞人選也分別確定，沈閣老必然會銳意進取，想有一番作爲，大家也做好了被的準備。然而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年輕的首輔大人，似乎缺乏創造新場面的興趣，一切都遵循著原先的政策方針。

這不只是人們的猜測，甚至沈默本人也在不同場合數度表示說：‘僕代高閣老爲首揆，一切只是人事的變，不是政策的變。’所以高拱時期的一切政策要繼續執行，最多隻會據實際況微調。

在私下裡，他對邊人解釋說，當初高閣老制定隆慶新政時，自己全程參與，可以說，自己所有的心都浸在其中，所以雖然新鄭公去國，我還是要堅持執行下去。他的這一態度，也得到了朝野的贊同，因爲由高拱主導的隆慶新政，雖然只有短短四年時間，但效果極好，他不爲了凸顯存在而折騰，本就是老沉穩的表現。

轉過年來，改元萬曆，正月庚子沈默以皇帝的名義宣佈，在全國範圍推行條編之法，即所謂的一條鞭法，這項法令早就在許多地方施行，現在終於到了全國推廣的時間了。

而這一條鞭法，也寄託著沈默全部的希，這是他爲華夏打出個未來的一條希之鞭

沈默的靈魂來自五百年後，他知道甲申天變、華夏之殤，就在一個甲子之後。一種無可逃避的使命，從一開始就在他的肩膀上，也就註定了他這一生滿心憂患，無心樂。

爲了不辜負上天的意，他將個人的全都摒之腦後，只是爲了不被擾心神，好全神貫注的應付場的明槍暗箭；調查研究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思考在如何在幾乎不可能的況下，爲這個老大帝國找到一條枯木逢春的破局之路。

這是多麼的困難啊就算有北山愚公的神，沒有上帝相助，也是絕對無法功的。

沈默就是在本看不到希的況下，在爲大明苦苦尋找出路。他最先想到的辦法是民拓土，趁著歐洲民者還不夠強大，一舉拿下南洋，然後登陸澳大利亞。什麼土地兼併、什麼糧食問題，什麼貧富差距？一切問題都將不是問題，中華民族必然迎來第二次騰飛。

然而有兩個時代見識的沈默清楚，本朝的一切政策都是對的。這是文政府的必然，他們全部力都用在防止叛，維持統治上，沒有開疆拓土的熱。

沈默說不要，你們不做我來做。什麼西班牙、葡萄牙之類，一開始不就是幾個瘋子幾條船，就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航海時代麼？憑我手裡的實力，比他們的起點，不知道強多倍。而且我也沒打算到遠去，就是把家門口的南洋拿下，再順勢搞定澳洲唄。西班牙想要跟我爭，可以，先繞過半個地球再說。至於葡萄牙，就從沒在亞洲建立過政權……他們採取的是用軍事據點控制航線的方法，固然對保護他們的商業利益事半功倍，但無法與主場作戰的大明帝國爭雄。

事實上，從一開始，葡萄牙人……即佛朗機人，就對大明朝保持著敬而遠之的態度。所以在判斷清楚形勢後，從嘉靖三十七年起，沈默就開始籌謀南洋，如今十五年過去了，他終於用盡心機，從西班牙口中奪取了呂宋，又以平叛爲藉口，將中南半島歸附王化。看起來績斐然，連隆慶皇帝都覺著自己可以笑對列祖列宗，但於沈默卻是苦多於喜悅。

誰都知道，土地再多，產再饒沒有人願意去，還是一片飛地而他面臨的，就是這樣的窘境。當他把呂宋併版圖，給出了優越的條件，還專門派軍隊保護華人的利益，本以爲國那麼多過不下去的，想發財的百姓，應該會蜂擁而至。

然而理想越滿，現實就越骨。嘉靖四十四年，呂宋歸附時，華人人口在五萬人，而隆慶六年的最新數據是三十萬。看起來增長了六倍，似乎是績喜人。但稍一品嘖，便是滿苦……要知道，這可是他主抓的樣板工程。沈默憋著一勁兒，想要讓呂宋爲一個民標桿、一個華夏民族對外擴張的榜樣。

所以在對呂宋的扶植上，他可謂是盡心竭力，不僅給出最優厚的條件吸引人口，甚至不惜用私信的形式，要求那些封疆大吏幫自己完移民。令人失的是，平日裡無比恭順的各省督，對此事十分牴，以‘百姓故土難離、強遷恐生變故’爲由，推諉阻塞，奉違。實在被無奈，便將監獄裡的囚犯歸攏歸攏，送去呂宋差。

衆怒難犯，沈默也不能用強，他只能忍住氣，心說等你們看到效就好了。幾年時間過去了，在呂宋的種植園終於進了回報期，大米、棉花、菸草……船船的往大陸運。第一批到呂宋的移民都發達了。這些昔日的窮哈哈們錦還鄉，自然引得鄉親們豔慕不已，便有許多人想要跟著下南洋。

然而府不許，他們以各種各樣理由阻止百姓離境，爲此甚至驅逐那些錦還鄉者，唯恐他們帶野了人心。

沈默這下徹底看清了，癥結到底在哪裡，不是百姓故土難離……都已經掙扎在破產邊緣，隨時準備當流民了，還有什麼難離的故土？而是府牴不配合。

而府牴的原因也很簡單，就是人走了，賦稅怎麼辦？雖然沈默強買強賣，讓員們都認購了呂宋開發的份，分紅讓大家都很開心。甚至有些大家族出的員，還讓族人速速去呂宋購買幾塊種植園，作爲家族產業。但到了正事兒上，還得一碼歸一碼——我要想維持府運轉，完朝廷的賦稅指標，沒有足夠的百姓怎麼行？

百姓即是財富的思想，深深刻在每個員的腦海中，甚至在考察時，還會把人口是否增長，作爲重要的指標，你讓他們如何放人？

不打破這個桎梏，就永遠無法實現大規模移民，繼而一切都免談。

所以這些年來，沈默一直苦苦思索破局之法。然而對於龐大的僚羣來說，一個人的力量是多渺小？更何況，那還是他的立之基，要是把員們得罪了，自己還如何在大明立足？

好在老天爺把他扔到五百年前，不是爲了欣賞他的絕，早爲他準備好了鑰匙，只要他能找到正確的思路，自然就能看到希。

經過多年的觀察和思考，他確定解決之道是，且只能是‘一條鞭法’

在一條編法出現之前，國家賦役之法的主要特點是賦役分開，實與貨幣兼收以及民收民解--賦是田賦，即以田畝數目徵稅。役是勞役，對戶口徵課，對象是戶和丁，對百姓來說，是十分沉重的負擔。

因爲本朝一個面積中等，人口在十萬左右的基層州縣政權，在冊的員只有知縣或知州、縣丞、主簿、典史等寥寥幾個人。除此之外，還有十幾個以地方長名義招募的不在冊的吏員，僅靠這些人，想讓一個縣級行政機構運轉起來，顯然是不可能的。必須要有大量的免費丁壯以供驅使，才能完政府的各種職能。

百姓的差役分四類，既是所謂‘四差’：裡甲、均徭、驛傳、民壯，‘裡甲’的任務最初是傳辦公事及催徵糧差，但其後發展到府的祭祀、宴饗、營造、饋送等等，都由他們供應。‘均徭’是服務於府的經常的各項差役，如皁隸、獄卒、庫子、防夫等。‘驛傳’的職務是備辦人夫、馬騾、船隻以傳遞府文書和措辦廩給口糧以款待及迎送大小過境員。‘民壯’是用來幹工程的，急狀態下，也有民兵的作用。

在實行一條鞭法以前的賦役政策，乃是依據丁糧多分爲不同等則進行徵納，這種累進制的稅收制度，奉行的是‘有力則多承擔’的原則。但這種制定者設想的公平，在實際徵收中，本應承擔較多的賦役任務的富豪大戶，卻憑藉賄賂府經辦人員而匿丁糧、逃避勞逸，反使貧苦小民承擔了，本不應承擔的過重的徭役負擔，造小民傾家破產、逃亡。不僅嚴重危害社會安定，還嚴重削弱了國家的財稅收。

之所以府對於逃賦役的行爲治理不力，是因爲一個強有力的利益共同的存在--豪紳與胥吏，有著不可分的利害關係。胥吏，就是方纔所說的不在冊的吏員，他們地方長私人僱傭，持地方政務……像沈默的父親沈賀老先生，當年在衙門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這種質。他們不在正式編制之，也不朝廷俸祿。這樣國家固然不必支付這一筆可觀的行政費用，卻也無法阻止這一羣，在託行使權力的過程中謀取個人利益。自然會嚴重損害法律的執行。

而且這些胥吏皆是出自本土本鄉，和地方豪紳有著千萬縷的聯繫，他們自然而然的勾結起來，一方行賄而得以逃避賦役，一方賄而敗壞法律，這就是大明朝長期財政危機，積貧積弱的源所在。

這世上的事，總是有人笑就有人哭，胥吏和豪紳們笑了，老百姓就得哭，大明的皇帝也得哭，還一羣人同樣要哭，那就是兩京十三省，一千一百多個州縣的地方。

因爲地方員是要對稅收責完全責任的。宣德五年規定：‘天下員三六年考滿者俱令赴部給由，所欠稅糧，立限追徵，九年考滿就便銓注，任錢糧完足，方許給由。’嘉靖年間再一次重申：‘令天下吏考滿遷秩，必嚴核任租稅，徵解足數，方許給由代。’二百年來，徵解稅糧的完程度，從來都是員考課的指標，直接關係到地方員的仕途前程。不能完稅收指標的，輕者停俸，重者不予升遷、降職。

所以說，稅法的敗壞直接危及地方的利益。也正因爲如此，地方員和豪紳胥吏的鬥爭，一刻也沒有停止，而鬥爭的結果，往往是強龍不地頭蛇。雖然地方掌握著一方大權，但他的權力要靠胥吏們配合才能現，而中國自古的‘皇權不下鄉’政策，也使縣老爺不得不求助地方豪紳來安一方百姓。所以制於人，也就不足爲奇。

當年海瑞海知縣甫一上任，便有胥吏劣紳想要給他吃下馬威的事兒絕不是個例。但不是每個人都有海瑞那種專治不服的本事，他們大多要不吃了虧默默忍，要麼就鬧得勢水火，百弊皆出，幹不了半年就灰溜溜捲鋪蓋滾蛋了。

其中固然有人睜一眼閉一眼，甚至和劣紳們勾結，一起魚百姓。但絕大多數員，還是要完指標，爭取早日高升的，他們也因此爲推稅政改革的力量。……這也是朝廷對新科進士下榜即用的原因。那些對未來滿懷希的進士們，只會把七品知縣當做起點，而不會當終點。

然而稅政改革是一個典型的零和博弈，儘管‘條編法’並沒有改變稅負的總額，而且其目的也不在於減輕百姓的負擔。但僅僅改變了稅負徵收的方式，就在實際上改變了各個納稅人對稅負的承擔。

事實上，比起之前的稅制，一條鞭法要顯得簡單暴的多，它放棄了超前的累進稅制，採取了近似於一刀切的比例稅制。簡單說來，所謂一條鞭法，就是各項稅糧合併，採用統一的稅則；各項差役合併，歸併到田賦中一徵收；賦稅原則上不再徵收實，役也由原來的力差、銀差兼徵改爲統一納銀；並且在徵收方式上由民收民解改爲收解，納稅人只需要納稅銀，至於田賦運送、差役徵募均由府負責，而不像原來一樣，需要由老百姓送到指定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