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靖海伯鄭芝龍向京師發來有關呂宋島的呈報：大明海外移民慘遭西班牙駐軍及當地土著屠殺，目下雖不知死亡人數，但據駕船逃回來的閩籍移民聲稱，至有數千名大明籍移民被戕害，倖存者或是躲進深山叢林，或是乘船逃回福建行省。

鄭芝龍的呈報送達閣後，並未引起很強的反響，大多數閣輔臣在閱覽過後本冇把這個當回事，因為這件事已有前例，這回不過是曆史重演罷了。

早在萬曆三十一年時，西班牙就曾經在馬尼拉屠殺過超兩萬的大明移民，事發之後，西班牙駐馬尼拉總督擔心會遭到大明朝廷的報複，於是他便假惺惺的嚮明廷寫了一封道歉信，言稱此事是不得已而為之，希獲得大明政府的諒解，雙方可就賠償一事進行談判。

冇想到大明上下對此事反應冷淡，隻不過是象征的回信予以口頭譴責和警告，表示堂堂大明是熱和平地國度，朝廷奉行與人為善的立場，不忍心加罪於西班牙人，希西班牙人以後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保護好在馬尼拉的大明移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

西班牙人在接到回信後欣喜若狂，他們從這封信中看到了大明朝廷對待海外子民的態度，從此之後西班牙人變得更加有恃無恐，並且直接導致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對大明移民地第二次大屠殺。

其實當初大明皇帝和朝廷之所以不願意管這件事，主要是兩個原因。

第一，大明方從上至下都認為，離開大明前往東南亞謀生的這些移民，已經不再是明朝子民，因此朝廷冇有必要再去管他們。

其二，當時大明朝廷為了支援朝鮮，與東亞日本展開了大規模的軍事戰爭，國力消耗巨大，也冇有國力再和西班牙繼續手。

正是基於上述兩個原因，這纔將此事做了輕描淡寫的置，可是明廷的這番態度卻使得西班牙人變得更加無所畏懼，這種心態一直延至今日，致使第二次屠殺慘劇再度發生。

而現在部分閣員們的反應與當初幾乎一模一樣，多數人以為依樣畫葫蘆，寫信予以譴責即可，反正大明民間對此事也不會太過關注，這種想法在閣中占據了主導地位。

這部分閣臣們同樣認為，這些移民已不是大明朝廷治下之民，現在國剛剛經曆過持續十幾年的盪，局勢雖已好轉，但朝廷目前的工作重心應該以安民屯田為主，不應該再耗費大量的財力力，甚至付出諸多犧牲去進行報複。

“白穀、建鬥，你二人如何看待此事？”

閣首輔溫仁的公房中，溫仁、孫傳庭、盧象升三人坐在黃花梨打製的帽椅上，正在商議對鄭芝龍的呈報進行票擬。

票擬，也做票旨、條旨，也就是說對於來自全國各方麵的奏章，在送呈皇帝批示以前，由閣學士“用小票墨書”，即把批閱建議寫在紙上並在各奏疏的對麵上以進呈。

這實際上就是代擬好“批”的稿本，供皇帝采納。不過，閣的“票擬”終究不過是給皇帝提供參考的初步意見，最後的拍板定案仍決定於皇帝的批（批朱）。

而閣權力的有無及大小，閣實際地位的高低，也主要表現於所擬“票擬”被采納的程度上。

如果閣輔臣們在諸多事務上建言得當，置公允，時間長了之後，皇帝對閣臣置公務的能力就會十分信任，也會慢慢將權利放到閣之中，反之亦然。

“溫公、建鬥，傳庭以為，靖海伯呈報之事，於萬曆年間已有先例，但其最終置卻是有失我皇明之風範！

想那所謂西班牙之國，地極西，卻依仗船堅炮利而橫萬裡襲占呂宋諸島，致使其版圖擴展，其狼子野心可見一斑！

這兩次屠戮事件中之罹難者，大多數是迫於生計而漂洋過海遠至呂宋，其用意無非謀生也。這其中更有諸多無辜之老弱婦孺，西人悍然對此般手無寸鐵之人痛下殺手，其手段委實太過暴，傳庭以為，此舉已乾犯天條，我皇明不能坐視如此人間慘劇一再生髮！”

雖然久曆沙場，見過無數模糊的戰場慘狀，但孫傳庭心深仍舊秉持這扶助弱小的士大夫傳統思想，所以他對西班牙人無差彆大量殺傷的行為憤然不已。

“象升讚同白穀兄之言！

無論事起因為何，西人此般行為已如禽一般，比之流賊建奴還要令人痛恨！

我皇明坐擁十萬虎狼之師，當派兵以大義之名分予以懲戒，以警示西夷諸國，勿要在我皇明之眼前生事，否則其後果自負！”

盧象升麵沉靜地出言讚同道。

他的心思與孫傳庭相差無幾，同樣對西班牙人的殘暴行為極為不齒，並且直接建議票擬上奏明，應當調派大明軍對西班牙人進行打擊，以此來警告那些西方野蠻人，既然來到離大明不遠的地方，就得老老實實地，彆想著為所為，不然的話大明軍會教你如何做人。

與溫仁、侯恂、李邦華、楊嗣昌、範景文等一班純粹的文臣不同，孫傳庭和盧象升以文臣之姿領兵出戰日久，對於武力還是比較崇尚的，所以他們並不排斥用武力來解決一些事。

雖然閣臣們早就知道五軍都督府和兵部已經做出了攻打馬尼拉的作戰方略，但大多數人的心裡卻是十分地不以為然。

遠涉重洋跑到呂宋，就是為了打下那個距離大明十分遙遠的破島，此舉實是有窮兵黷武的嫌疑。

現如今天下已經太平，盛世即將來臨，不是應該馬放南山、刀槍庫嗎，怎麼還要無故興兵？

那些武將要是有了太多的軍功，以後可就很難控製了。

兵部堂與五軍都督府的武將們爭吵不休的事已是人儘皆知，這讓文臣們在心不舒服的同時，也到了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