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領導
幾乎,不,是每次,每次打牌都是領導的牌技好,牌運也絕佳,基本每次都能贏一二千回去,似乎是有意也似乎是無意地迴避那道二千元界定賄罪的界限。
幾個小時的牌打完後,贏了的和輸了的都高高興興,心大悅。
臨走的時候,那些領導們一般都會拍著薛華鼎或高子龍——主要是高子龍——的肩膀說道:“打擾了,下次喝你的慶功酒。”然後坐著汽車尾箱裝滿各種土特產的汽車揚塵而去。
在送他們出門或送他們上車的時候,高子龍總是很謙虛地說道:“領導能來,是我們長益縣局的榮幸,今後希各位領導能常來,幫助我們長益縣郵電局的工作更上一個新臺階。”
矇在鼓裡的錢海軍、謝國棟都鬧不清市局領導這段時間爲什麼一下子這麼喜歡下縣局了,這麼頻繁地下來不影響縣局的工作嗎?
奇怪雖然奇怪,但涵養不錯的他們都沒有把奇怪和不滿寫在臉上。每次遇到有領導下來,他們都儘可能地出時間來出笑容陪他們“檢查”、“座談”、聊天和喝酒。有時也上桌試一試他們只能在下級職工前顯示“高超技”的牌技。
當然,不瞭解況的他們打牌結果也同樣是輸,只是沒有輸得高子龍或薛華鼎他們那麼慘而已。
整個局裡唯一心疼如流水一樣流出的錢的是那位新上任不久的財務王長,每次一個領導下來,陪吃陪玩再加特產等等,幾乎都是五千元以上的開銷,有個別的還超過一萬元。按他的估計要是高子龍把所有的局級領導都請下來的話,費用非超過十萬不可。但他也沒有說什麼,將高子龍經手和薛華鼎簽字的發票一張張付款後默默歸檔。
說實在的,薛華鼎自己看著高子龍拿過來一張張鉅額發票,簽字的手也有點抖,字簽得難看了許多。直到幾天後才逐步習慣,籤的字才慢慢恢復到以前的樣子。
一次,高子龍笑著開導薛華鼎道:“薛局長,你的心太善良了。我們不貪不佔,這些錢都是招待領導,這有什麼了不起?吃喝是稍微貴了一點,這是在縣城顯得貴。我們晚飯加夜宵才幾千元,要是在省城,一餐吃二三萬元的都有。有時候別人一瓶酒就是幾千上萬呢。你看看那些當的,每個人一部進口小車,價格都是幾十萬,還專門配一個司機爲他服務,司機一年的工資加福利就是十幾萬。還有,他們的辦公室不是像我們一樣,就一個房間擺一張辦公桌就夠了,人家都是套間,近百個平方,套間裡的辦公桌、老闆椅、沙發、洗漱用、牀鋪、家電加起來又是十幾萬。一旦換新的領導,大部分傢俱、用品等等品都要更換新的。你看看,我們這麼用了這麼久,招待了這麼多領導,把所有費用加在一起也就十萬元左右吧,僅僅只夠那些領導買幾個車的。”
薛華鼎聽了還真是無言:有的領導表面看一年拿回家的工資也就十幾萬而已,但公家爲他準備的各種各樣的質沒有一百萬下不來。
這些錢撒出去,高子龍的活自然有了一定的效果,有人從上面信息給薛華鼎說,就算薛華鼎這次不能上去,他高子龍也可能到其他縣局去當一把手。難怪高子龍現在一天到晚都是笑呵呵的。
薛華鼎個人也有一點收穫,就是在幾個市電信局副局長中拿下了主管建設的馬副局長。可能是馬副局長年紀大了,沒有了強烈的“上進心”,也可能是在省管局高層沒有靠山,上前一步實在困難,更有可能是很中意現在主管建設這個位置,一年的灰收自己都算不清楚,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老闆請他,吃香喝辣的,日子絕對愜意,也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他的癮。
對薛華鼎是不是升到市局來,他並沒有其他副局長那樣的什麼危機。他甚至還想找薛華鼎爲自己的一個同盟軍,通過薛華鼎不但能跟姚局長加深關係,今後還可以請薛華鼎在一些關鍵會議上幫他說話。
於是,他在接了高子龍的宴請後,主找薛華鼎說起局裡有關人事方面的況,甚至邀請薛華鼎星期六晚上到市裡跟他一位“朋友”一起打牌。他的這個朋友是市裡一家建築公司老闆,在電信局裡承包了二棟大樓的建設,也承包了一個管道工程,自然跟馬副局長的關係很鐵。
能夠從那些副局長中分化一位重量級的人,自然讓薛華鼎到有了意外的收穫。不管是爲了這次上升,還是爲了今後的工作環境,薛華鼎都沒有拒絕的理由。所以薛華鼎很爽快地答應了馬副局長的邀請。
星期六下午快下班的時候,薛華鼎就跟蔡志勇打了一個招呼,讓單師傅開車送他到市裡的金湖大酒店之後,單師傅就按照薛華鼎的吩咐回縣城去了。
目送單師傅的汽車離開,他又看了一下手錶,見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半個小時,他就不急不忙地在街道上閒逛起來。
與其他城市一樣,安華市也到在進行基礎建設,工地上各種式樣、各種高度的吊塔林立,雖然現在已經接近六點鐘,很多單位企業都是下班時間,但這些吊塔還在不停地吊運著鋼筋、磚石、混凝土等建築材料。
街道也是到在挖,幾個壯實的農民在還有點寒冷的天氣裡著膀子站在泥裡一鍬又一鍬地將泥土掀到馬路邊上,但挖出的泥土被車、被人踩滾落得到都是,汽車跑過捲起一層厚厚的塵土。很多衛生的士都戴著口罩在灰黃的街面上快速地穿行。只有那些無人管束的男人和小孩不在乎這些,在骯髒地空氣裡安然走著、嬉笑鬧著。
薛華鼎才從開著空調的汽車裡下來,有點不習慣充滿泥灰的空氣,但他努力控制著自己,近可能走在遠離工地的地方,一邊稍微打量著四周。
他心裡一直很奇怪:現在很多企業都快發不出工資,可政府怎麼有這麼多錢修寬廣的馬路和高大的建築呢?國家的錢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時間已經過去一年多了,縣城裡那個柴油機廠到現在還沒有走出困境,現在還是靠從省裡爭取到的那筆資金在茍延殘,唯一比以前改觀了一點的是廠區外圍建的那些門面於盈利狀態,一年收的門面租金基本可以抵消退休職工的工資,這總算讓柴油機廠減輕了一點點負擔。
也因爲解決了退休工人的工資,很多鬧事的工人都冷了鬧事的心。看到鬧得最厲害也就多一點困難補助而已,一年多幾百元的困難補助對家庭經濟的改善意義實在不大,於是,那些多有點能力的組織者就慢慢到沿海去打工或辦公司去了。
失去了這些人帶頭,其餘的工人也就失去了上訪告狀的勇氣。所以朱書記正式當上長益縣的縣委書記後,柴油機廠再也沒有發生過一次靜坐、集上訪的事了。這讓提心吊膽的朱書記等領導大大鬆了一口氣。
那次泄羅副書記汽車行程的人也被大多數人知曉,他就是主管工企業和開發區建設的王副縣長。雖然他多次在縣長辦公會議上做了檢討,也多次說自己是在給朋友打電話中無意說出了羅副書記回縣城的時間和線路,絕對沒有鼓工人阻攔羅副書記一行告狀的意思。
但他還是在書記會議上被派到柴油機廠駐點,代理柴油機廠的黨委書記和廠長,加上他副縣長的頭銜還在,他一個人真是兼數職。當然,他主管工企業和開發區建設的職責被縣裡其他人分擔了。
在任命王副縣長兼任柴油機廠的會議上,朱書記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那就是“柴油機廠翻之日,就是王副縣長立功之時,到時候我親自帶領縣裡的四套班子都來爲王副縣長請功、慶功。”
按社會上的傳言,朱書記的這話也等於給王副縣長加了一個孫悟空頭上箍咒:只要柴油機廠不翻,他王副縣長就別想從那裡面出來。
問題是柴油機廠有翻的機會嗎?也許柴油機廠翻了,他王副縣長就該退休了。
按大家的說法,這個王副縣長是自作自,典型的不著蝕把米。
不過也有不人懷疑王副縣長是不是真的這麼傻,一個在場上打滾了多年的老油條,怎麼可能做出如此缺腦子的事?很多人都說王副縣長只是場鬥爭的犧牲品,鬥爭失敗了他的政治前途也就此夭折了。
場如戰場!雖然沒有淋漓的鮮和枕藉的,但有破碎心靈,有勝利者的狂喜和失敗的悲鳴。
邊想邊逛的薛華鼎走了一段距離後,見前面的人太多就住了步:前面幾個城管隊員正在對幾個賣橘子、甘蔗的小販進行追剿,很多看客不顧滿天的灰塵站在旁邊笑著看熱鬧。那些被沒收了提籃、橘子甘蔗的婦在哭泣、男的小販圍著一臉嚴肅的執法者在乞求……
心煩的薛華鼎轉朝回走,回到金湖大酒店的時候,時間還差十來分鐘,他就懶得管馬副局長和那個建築老闆的想法了,乾脆走上了酒店的臺階:一般來說出席別人的宴請,都是遲到幾分鐘纔好,顯得自己從容和不在乎。
看到薛華鼎要進來,一個穿著有點稽的門滿臉堆笑地拉開玻璃門,客氣地說道:“先生,請!”
薛華鼎笑著點了一下頭,步而進。進了之後就走到一邊的報架,拿了一疊報紙在附近的沙發上坐下讀了起來。
不知讀了多久,薛華鼎的手機響了,他掏出手機看了一下號碼,正是馬副局長打來的。
“薛局長,你現在在哪裡?”對方問道。
“我已經到了酒店裡。馬局長,你呢?”薛華鼎放下報紙問道。
“我快到了。”馬副局長道。
“那我就在大廳等你。”薛華鼎說道。
“好的,我大約五分鐘就到。等會見!”馬副局長說著掛了電話。
薛華鼎又看了報紙上的幾個標題,這纔將報紙放回遠。他朝大門那邊走了幾步,過玻璃大門看外面,外面依然是灰黃的天、灰暗的人羣。
薛華鼎被旁邊的淺笑拉回了目:只見大門右邊站著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大肚子和一個年輕高挑貌的子,二人正旁若無人親暱地說笑著。那個中年男人時不時手抓一下子的手,子見有意無意用一男子的胳膊。
薛華鼎只好把目投向大堂裡面,看著裡面的植和牌匾。正準備前去欣喜一下里面懸掛的名人字畫時,只見一個爽朗的聲音道:“周老闆,小麗!你們好,看見薛局長了嗎?”
薛華鼎聞言轉,只見馬副局長風塵僕僕地走了進來,一邊跟那個大肚子男人握手,一邊用眼睛掃描大堂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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