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德良接過話頭，說，不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確實是這樣寫的。歷史這種東西，是功的人寫的，而不是失敗的人寫的。所以，教科書的真實是不是歷史的真實？很值得打上一個問號。關於平王東遷這段歷史，最近我看到一部書，裡面提到一些觀點，我覺得很啓發。作者認爲，平王東遷的歷史，是被完全篡改了的。甚至經過了二次篡改，第一次篡改者，是周平王姬宜臼，第二次篡改，很可能就是紀錄了《春秋》的孔子。作者認爲，西周之所以滅亡，是因爲平王姬宜臼造了他父親的反，他自然不會把自己寫一個造反派，一個弒父逆子，他要一力飾，所以，將歷史改了一遍。接下來，孔子著《春秋》。孔子是什麼人？在此不需要深地說，有兩點，非常重要，其一，孔子不喜歡人甚至恨人，所以，孔子纔會說，惟子與小人難養也。在孔子看來，歷史上有很多事，都是被人壞的，尤其是那些位高權重的人。其二，孔子是一個講究周禮排斥改革的頑固派，認識有很大的侷限，所以，他纔會說，克己復禮，惟此惟大。在孔子看來，周幽王喜歡褒姒，是不可容忍的，因爲喜歡褒姒而廢王后逐太子，就更加不可容忍。所以，他在平王篡改歷史的基礎上，又對這段歷史作了更進一步的篡改。

趙德良拿起面前那份材料，看了看，又放下來，繼續說，可這段歷史，無論改沒改，也無論怎麼改，改不了兩個事實，第一個事實是，西周的滅亡，是因爲平王宜臼聯合他的外祖父也可能是他的舅舅申侯造反，殺死了自己的父親和弟弟，毀壞了整個周朝建立的權力結構。第二個事實是，平王造反功了，可功之後，無論是平王還是申侯，並沒有得到他們想得到的。平王是得到了王室，可失去了天下。的周王室，只是一個留守政府，權力已經走不出城。我們還可以換個角度看看。周幽王寵褒姒這件事，落腳點是一句古話，紅禍水。紅真是禍水嗎？就拿我們今天某些領導幹部的腐敗墮落來說，最後總免不了找一個藉口，自己各方面都嚴於律己，只是壞在娶了一個貪婪的夫人，或者被二三要挾。這種說詞，有點天下之大稽，你一個領導幹部，說管幾十人，多則管幾十萬幾百萬甚至幾千萬人，你連一個人都管不了，還能管理一個部門一個行政區？這不是笑話嗎？換言之，假若你的能力足以管理好幾百萬幾千萬人，寵自己的人，又有何錯之有？正所謂無並非真豪傑嘛，英雄也有兒長的時候，就算有錯，那也是英雄的錯天子的錯，與人何干？相反，我們再看看宜臼和他的母親申姜。周朝的法律規定，天子有正妻有次妃還有其他妃子。既然法律這樣規定了，在法律沒有修正規定之前，申姜和宜臼，就應該遵紀守法，就應該爲表率。可申姜呢？並非如此，不僅對褒姒恨之骨，而且鼓自己的兒子對褒姒進行百般打擊。這是什麼行爲？是違法行爲。一個心中無法的太子，能夠爲未來的明君嗎？顯然不能。一個心中無法的王后，能夠母儀天下嗎？同樣不能。既然如此，周幽王廢后逐太子，就是依法行事，就是在維護法律的神聖和尊嚴，維護正常的社會結構秩序，何錯之有？至於烽火戲諸侯，我們讀小學的時候，就耳能詳的故事，講了幾千年的故事。可我非常吃驚，這個故事，竟然是假的，是編出來的。況，我在這裡就不展開分析了，從古至今，已經有很多史家研究論證了這事的不可能，不僅是一種不可能，而且是百出的不可能。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找來看看。說了這麼多，我只有一個慨，整件事，都是廢太子姬宜臼在違法法，但在修史的時候，卻將屎盆子扣到了褒姒上。這且不說了，只說這姬宜臼，自己稀裡糊塗幹了蠢事，還以爲是幹了一件天大的偉業，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落得孤家寡人的晚景不說，將好好一個周天下毀了。歷史被宜臼篡改之後，使得這個東周的開國天子很顯得有些英雄主義懷，可無論怎麼改，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他是一個千古罪人，是一個不遵法度、違法紀的臣賊子。

趙德良停下來後，大家全都沒有說話，每個人都在思考。大家心裡都清楚，這番話，肯定不是無的放矢，而是有所指的。但究竟指什麼？大家又一時想不明白。

趙德良再一次開口，似乎又轉換了一個話題。他說，說到這裡，我想再問大家一個問題。一個社會，什麼最重要？說過之後，他看了看大家，竟然沒有一個人回答。他顯然也不需要別人的回答，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說下去。

他說，你們很可能會說，法律最重要。現在是法治社會嘛，法律是一切的本。但是我要說，這種觀念是錯的。不是法律最重要，而且社會秩序最重要。法律只不過是維護社會秩序的手段。什麼是社會秩序？我的理解，主要有兩大部分，一是社會的結構秩序，一是社會的行爲秩序。什麼是結構秩序？簡單地說，就是社會的行政結構，或者我們常說的上層建築。什麼是行爲秩序？就是我們常說的社會倫理，就是公理良序。社會的組織結構是經，公理良序是緯，共同構建了社會的經緯。這個經緯最本要件是什麼？就是四個字，程序正義。程序正義，是一切正義的基礎和前提，沒有程序正義，法律就是一枚橡皮圖章，想怎麼就怎麼，想怎麼按就怎麼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