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目瞪口呆地著李瑋，腦中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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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不計字數：

《黃帝四經》：

從古到今，人們歷來認為漢初以道家「黃老」治國，認為「黃老之學」在漢初曾風靡一時，並且認為「黃老之學」在漢初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中起過重大作用，但是，由於歷史資料的缺乏，尤其是由於道家「黃老」之中的道家黃學一派的代表作《黃帝四經》從漢代之後便失傳了，造了人們對「黃老之學」的種種誤解，「黃老之學」也因此而了千古難解之謎。

人們無從知道「黃老」之中「黃學」一派的真實思想容，只好牽強附會地以「老」代「黃」了。

但當人們用老子之學或老莊之學來代替「黃老之學」時，很多問題常常難以自圓其說，比如崇尚自然、消極無為、專註於心修養而一味追求個人神解的「老莊之學」又如何能使漢初凋敝不堪的社會經濟得到恢復、走向繁榮，並使新生的漢家政權不斷得到鞏固呢？而且漢初在「黃老之學」指導下所實行的各項政治、經濟政策，漢初黃老人的所作所為也與老莊思想相去甚遠。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人們發現了《黃帝四經》：第一篇是《經法》，第二篇是《十六經》，第三篇是《稱》，第四篇是《道原》，至此人們才發現了黃老之學不同於老子之學，也不同於老莊之學，也解釋了諸多歷史疑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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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蹕案」與「盜高廟玉環案」：

張釋之是著名的黃老信徒，他作為文帝時的廷尉，在理所謂的「犯蹕案」與「盜高廟玉環案」時，並未因犯人掠的是文帝之馬、盜的是「先帝廟」便罪加一等，而是主張「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也」，認為只有法律才是判黑白、定是非的唯一標準。漢文帝對於張釋之的做法雖然有點不太高興，但因他也是「本修黃老之言」，深知秉公執法的重要，因此他還是肯定了張釋之對這兩個案子的判決，並未因一時之怒而廢法，也未因一己之利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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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末期的儒學改良運：

自從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之後，儒家經學開始一統天下，但在當時的「設科策」的影響下，儒學本也在逐步走向僵化，形了一種「徒為章句」的煩瑣學風。由僵化而進一步神化的儒學到西漢中後期已越來越喪失了其向被統治階級進行道德教化，以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的價值與功能，甚至還走向了它的反面，所以，到西漢末期，隨著農民戰爭的浪愈激而愈高，統治階級部，一部分人被現實所衝擊而漸趨於清醒，試圖尋求解決社會、政治危機方案的同時，也開始了向諸子各家學習以改善儒學的運。劉向、劉歆、揚雄便是其中的代表人。

劉氏父子除了力推古文經學外，還致力復興先秦諸子學，他們重新研究和整理諸子百家的著作與學說，並強調從中吸取思想營養以改善儒學。

揚雄也是力推古文經學，同時他認為要使漢代儒學從煩瑣不堪、荒誕不經的神學經學中擺出來，必須對於先秦儒家之外的其他諸子，尤其是道家學說的長加以吸收，以補充孔孟儒學。另外，揚雄還試圖創建新的儒學思想系，他在批判今文經學、讖緯神學的基礎上，竭力主張復興儒家正統學說，復興仲尼之道，儼然以孔學的捍衛者自居，但這並不是說揚雄要照搬先秦孔孟的學說而不允許有任何變通。實際上在揚雄看來，聖人之道是有因有革的，這是一個普遍的規律。因此，揚雄認為在繼承、發揚先秦儒家正統的同時，還必須有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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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之際的道學：

嚴遵的《老子指歸》當時盛行的今文經學的學風影響較深，主要是以「義理」方面闡發《老子》的思想，並夾雜有不在當時泛濫災的「符瑞、災異」之言；《老子河上公章句》則主要採用了古文經學的解經方法，著重訓說《老子》之本意，文字也較古樸簡約，而且基本上不講符瑞與實異。但《指歸》與《章句》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即：無論是《指歸》還是《章句》皆以探求避禍自保、存神養和、保終命之道為己任，這既與先秦的《老子》有所不同，更與漢初黃老之學迥異，實為兩漢之際士們在世中求生存的心態的一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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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本於自然。

這是西晉大儒王弼的玄學政治哲學思想。王弼的祖父是王凱，族叔祖父就是王粲。王弼把「以無為本」的本論和「名教本於自然」的認識論推向社會政治，提出了「政治無為」之論，意思是說，居於最高統治者之位的君主，所作所為都要任其自然，不去干預或阻撓，做到「無為」和「不言」。這裡的「無為」不是什麼都不幹，「不言」也不是什麼都不說，而是不去做那些傷害「自然」的事，不說那些違背「仁義」的話，簡言之稱作「君道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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