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節都是關於儒道相融的事，很枯燥乏味，大家可以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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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推行新政前前後後也有十幾年了，但隨著時間的延續、收復疆域的擴大、各項制度的深修正，我們推行新政的阻力越來越大，很多改制之策甚至要通過暴力手段才能得以實施，這說明新政出了問題，我們需要冷靜下來好好反思，探尋其中的緣由。」

「很長時間以來，我們一直都以為造這種局面的原因是權力之爭，是利益之爭，是學之爭，所以一直竭盡全力在這幾個方面予以解決，但我們沒有解決好，反而讓各種矛盾越來越激烈。這時飛燕兄突然在晉提出了儒道相融、援道儒的學改良之策，此策猶如醍醐灌頂，讓人豁然開朗……」李瑋嘆服道，「這其實正是我們一直在苦苦尋找的解決之策啊。」

「現在我們知道了，新政推行阻力越來越大的本原因是我們賴以制定國策的學思想已經不適應中興大業的需要了，經學腐朽了，老化了，我們需要新的學思想，需要新儒學，新道學，或者其它某種更好的學思想，這種新的有強大生命力的學思想將為朝廷制定國策的新基礎，繼而讓學和國策相適應，讓朝野上下同心協力，共振社稷，共興大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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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眼前一亮，立時便明白了新政步履維艱的原因。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經學當真走到窮途末路了？」

「的確走到窮途末路了。」李瑋說道，「自大儒董仲舒創立以『天人應』、『三綱五常』為核心的新儒學以來，經學各派歷盡爭論，先有孝宣皇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的石渠閣之議，後有孝章皇帝的使諸儒共正經義的白虎觀之議，最後皇帝親自稱制臨決，經學各派求同存異，互相協調，終於在『三綱五常』的基礎上實現了經學與讖緯學的結合，經學各派隨即由紛爭走向統一，而『三綱五常』也在神學的華麗外下以法典的形式固定下來，這便是『汪汪乎丕天之大律』的經學理論法典《白虎通義》。」

「朝廷以皇權的力量結束了經學部的矛盾與紛爭，經學就此喪失了持續發展的力。儒學從子學演變為經學，又從經學墮落為神學，從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看看今天的新經學、今古文經學，三家在注經的時候都用讖緯，由此可見經學衰落到了何種地步。讖緯之學流傳了三百多年，已經從骨子裡滲進了經學各派，要想徹底除神學對經學的侵蝕，沒有外部競爭的力，沒有新興學的援助，沒有一代代儒士的努力，本不可能。」

「但儒學面臨的挑戰還不止如此。」

「儒家的基礎是名教之治，所謂名教，就是以『正名定分』為主的禮教，包含忠、孝、仁、義、禮、信等教條。這些名教經過董仲舒等大儒的改造后，又添加了『天人應』、『君權神授』等神學分，並發展為『三綱五常』的道德規範，這使得新儒學帶上了濃厚的宗教神學倫理道德觀，遭到了歷代大儒比如揚雄、桓譚、王充等人的猛烈批判，儒學的至尊地位因此到搖，接著它又遭到了兩次黨錮之禍，這給了奉儒家學說為圭臬的儒士們以沉重打擊，馬融、蔡邕、鄭玄、許劭等大儒就是在那個時期開始求助於道家學說，以黃老之學註解儒家典籍，以道家學說解釋儒家名教，試圖援道儒，為名教的合理提供新論證，極力挽救和重振儒學。」

「中平元年黃巾起事、西涼邊章韓遂起事，中平六年董卓進京、禍社稷，從初平年間開始，袁紹、劉表、曹等人又互相混戰，這些人表面上高唱著禮法名教，實際上卻干著種種卑鄙無恥的勾當，把儒家學說的仁義道德作為自己篡奪社稷的工，肆意踐踏和儒家的禮法名教，傳承數百年的儒家名教之治再也無法維持天下的穩定，保護社稷江山，儒學隨即陷了難以自拔的困境，它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儒生們也因此悲觀彷徨。更多人清楚地意識到儒學已經衰落、凋零，正在像馬融等大儒一樣積極尋求挽救和振興儒學之道。」

「儒學的生存危機迫在眉睫，而解決儒學危機的辦法就是儒道相融，利用道家黃老之學改良經學，拋棄經學中腐朽的倫理道德觀，恢復儒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尊崇地位，從而讓儒學重新煥發青春，重新發揮其巨大的力量，重新承擔起振興大漢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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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沉良久，擔憂地說道：「儒道兩家的學說，彼此對立而又相互排斥。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孔子，主張仁義，以名立教。道家以天道無為立論，主張道法自然，萬自然化生，其治國理念則表現為清靜無為。這兩家學說有互相融合的可能嗎？」

李瑋想了一下，緩緩說道：「儒學與道學在其核心和主旨上的確不同，但從某些方面來說，兩者觀點上又有很多近似之，尤其是黃老之學的主要典籍《黃帝四經》和儒學在治國理念上更是互通互補，彼此並不矛盾。」

儒學主張的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人本主義，它要求人們過著倫理社會的道德生活，遵守古代聖賢的訓，剋制自己的慾，指導自己的生活，使自己為社會上德行優良、理智堅定的善人。儒家的人生哲學，在自我方面強調修，在政治方面注重德化，在人倫方面恪守禮法，期人在一生中退可以齊家、進可以治國平天下。

黃老之學是道家的一個學派，和原始道家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它融鑄道法，兼采儒墨、名家、家等各派之長。（黃老之學不同於老莊之學，這一點務必重要。）

黃老之學以「先天地生」的「道」為世界的本源和決定萬興衰存亡的客觀法則，要求人們遵循它，並將老子玄遠的「道」加以發揮，廣泛運用於社會、政治、人生各個方面。黃老之學主張「無為而治」，但摒棄了老子消極遁世的容，將「循理而舉事」的合理行為視為「無為」，從而將其發展為積極「世」的治道，要求統治者節慾、惠民、行仁義，不要強行干擾老百姓的正常生產、生活，以利於社會的安定和生產的恢復、發展。在政治思想上，黃老之學以道家為本，將「法治」與「德治」相結合，認為「無為」不僅是一種高超的統治之，更有富的道德倫理涵。這種「無為」非《老子》的那種絕對的、無條件的「無為」，而是一種新的「無為」學說。

由此可見，兩者在最終目的上是一致的，只不過兩者實現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不一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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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兩者應該如何融合？在什麼地方融合才能有助於社稷的振興、中興大業的功？對於今日朝廷來說，朝廷的需要，中興大業的需要，就是兩者應該融合的地方。

朝廷最需要什麼？

大漢律法的絕對威嚴，令行止。

在皇權和相權有效制衡基礎上的君權至上。

對天子和朝廷的絕對忠誠。

百姓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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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之學的「無為」並非絕對「無為」，而是在「法令既明」前提下的君無為（陛下垂拱）臣有為（參等守職，遵而勿失）。「法」有無上的神聖。因此，君主在據「道」的要求制訂了「法」之後，便應一切「皆斷於法」，而不應該「以私而廢公」、「以我而釋法」，這種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廢天下之公法的「公正無私」的思想在本朝初年很好地得到了貫徹，例如，當年孝文皇帝與其廷尉張釋之在理所謂「犯蹕（bi）」案與「盜取玉環」案時所採取的態度便是這樣一種公正無私的態度。朝廷所信奉的這種「公正無私」的道德思想，使得大漢在立國之初迅速走向了安定和繁榮。

「以法治國、公正無私」是朝廷迫切需要的，也是社稷振興和大漢昌盛所世代需要的，但目前的經學死死守著「以德治國、德主刑輔」的治國理念，本做不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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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之學的「無為」是以「有為」為前提的「無為」，是君「無為」而臣「有為」，是一種君主駕馭臣下的統治之，因此這種「無為」又可以稱為「無不為」。

在《黃帝四經》看來，「道」雖然「無為」，但「道」卻又生「法」，因此作為「執道者」的君主的「無為」也應象「道」那樣，是在制定了法令制度后的一種「無為」，但是，君主雖然可以「無為」，大臣們還是必須「左執規、右執矩」，以使法令得以實施。也就是說，君主不要事必躬親，事事勞，要任其自然，要善於利用和依靠大臣們去理各種政事。在臣下發有為的基礎上君主便可以「無為」了，但君主並不是什麼都不幹，君主的職責是「虛靜謹聽」，對大臣們理政事的況進行審察，看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否名實相符，並據此決定生殺賞罰。

大臣們又應該恪守哪些原則呢？一要謙虛謹慎，勤於政事；二要以作則，摒除私慾；三要寵辱皆忘，知足常樂。如此一來，國政就會出現「以無統有、執一統眾、以寡治眾和以靜而廣」，繼而「得眾心」的國泰民安的局面。

在黃老之學看來，君主如果能做到清靜無為，設分職，定好名分，便可坐其，而作為大臣，如果能恪守清廉勤謹，不求名利，謙恭地教導百姓，那麼天下必然大治。

相反，如果象儒家所要求的那樣，君權神授，皇權至高無上，權柄集於君主一，君主做為天下之儀錶，事必躬親，「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事無巨細，都要一一過問，那麼，則「主勞而臣逸」，皇權和相權嚴重失衡，長治久安也就了一句空話了。

黃老之學的「無為」提倡皇權和相權制衡，而朝廷目前急需的就是穩定當前的制，實現皇權和相權有效制衡基礎上的君權至上，所以儒家的「天人應、君權神聖」所主張君主集權，已經對社稷穩定形了威脅，朝廷必須起用一種新儒學做為國策基礎，從而穩定和鞏固現行制度，並保證此制能長久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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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之學據天與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二氣的對立衝突中「主次、靜」的特點，提出了尊卑有序、貴賤有位、等級有別的社會政治倫理思想。這一點和儒家「有德者天命為天子」的觀點截然不同。

例如孝景皇帝時，《詩》博士轅固與道家黃生曾就湯武除桀紂的問題展開辯論，辯論的主題是湯武除桀紂是「天命」還是「臣弒君」。

轅固據經義，說湯武誅桀紂，做天子，是得民心的正義行為。黃生引道家說，破帽子還得戴在頭上，新鞋子終究穿在腳下，認為湯武雖是聖人，到底不該放桀、弒紂。孝景皇帝下判斷說，吃不吃馬肝（有毒），不算不知味，意思是請他們不要再爭論湯武除桀紂的是非了，其實也就是不贊湯武除桀紂。在孝景皇帝看來，道家黃生的臣下絕對忠於君主的思想更有利於維護王朝的統治，而轅固的「天命」理論則會給社稷穩定帶有很大危險，它既可用來論證「強漢」代「暴秦」的合理，也可以用做發叛和推翻本朝統治的借口。「天命」的觀點了當初儒學不能興盛的原因之一。（這個轅固後來又與竇太后爭辯儒道兩家的高低，竇太后大怒，令轅固和野豬搏鬥，幸得孝景皇帝給了他一把好刀，否則他就要被野豬咬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