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郝文明把我和孫胖子帶到了樓下的調查一室。出了局長辦公室，郝主任的話多了起來，完全和他剛才不言不語的形象判若兩人。我還奇怪他怎麼變得這麼快，還沒進一室就已經小沈、胖子地開了。

調查一室是一個大通鋪的格局。外面的大辦公室擺著十來張辦公桌。里面的小房間是郝文明的辦公室。我看了一下，印象中的辦公用這里一應俱全，只是冷冷清清的沒什麼人。

“門口的那兩張桌子歸你們倆了。”郝文明指著兩張辦公桌說道，“我們一室加上你們倆正好十個人，不過他們大部分都被二室借走了，得過半個月才能回來。還剩一個人給你們介紹一下，破軍，破軍！人呢？”

“這兒呢。”聲音是從我們后傳來的。我和胖子回頭一看，一個兩米多高的巨人從外面進來。

來人看起來二十多不到三十的年紀，雖然材高大，作卻十分靈活。走到我邊時，我目測了一下，胖子不用說了，我一米七八的高還到不了他的肩膀。這人見到郝文明說道：“郝頭，五室的歐主任來電話，讓你帶著新人去他那兒領裝備，他著急下班。”這幾句話是一個調門下來的，沒有任何的聲調頓挫。

“老左他著什麼急？讓他等會兒吧。來，我介紹一下。”他一指大個子，“他濮軍，我們這兒白了，破軍了。他比你們早來了幾年，在民調局也算是老人了。”

說完又沖著破軍指向我和胖子，“他沈辣，旁邊的胖子孫德勝。不是我說，你們倆的名字起得都沒勁。干脆以后辣子、孫大圣得了。”

我倒是無所謂，以前在部隊也是這麼的。孫胖子也是大大咧咧一笑，“啊，就是一個代號嘛。我孫胖子也沒問題。”

我們和破軍客氣了幾句。郝文明又帶我們出了調查一室，在民調局樓里轉了一圈，一路上還是冷冷清清的沒什麼人。

到了四樓，就看見一間辦公室的門口斜靠著一個老頭，門前的牌子上寫著——調查五室。

半大老頭看見郝文明就急了，就著一的陜西話，沖著郝主任嚷嚷道：“咦，你這瓜慫，可算來咧。”郝文明白了半大老頭一眼，回了他幾句京片子，“老左，你著什麼急，不是我說你，這才幾點？”

半大老頭是真著急了，不再理會郝文明。從地上拿起兩個帶有碼鎖的手提箱推到我和孫胖子面前，“你倆是新來的嗎，甚事都不要說咧，這是民調局的裝備，你倆先拿走，手續以后再辦。”說完都等不及電梯，直接沖下樓梯。

我和胖子手捧著箱子，目瞪口呆地看著半大老頭的背影消失在樓梯口。

郝文明搖了搖頭，自言自語道：“八他又淘著什麼好東西了。”說完拍拍我和胖子的肩膀說：“給你們找個地方試試裝備，順便再給你們講講民調局的事兒。”

1982年，一個做“特別案件理辦公室”的部門從公安部分離了出去。這個所謂的“辦公室”低調得離譜，甚至連公安部也沒幾個人能確切知道其工作的質和權限。

其實這個部門建國初期就已經有了，是在國民黨時期“宗教事務理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的。它最早的前是首都衛戍部隊特別科，后來歸了公安部，當時的名稱是“公安部特殊檔案管理”。

當時這個特殊檔案的班底只有七個人，一個主任，六個辦事員。第一任主任是從朝鮮回國志愿軍的團政委轉業擔任。六個辦事員況不詳。這樣的班底就了幾十年后民調局六個調查室的格局。

特殊檔案立初期，辦公地址選在了首都郊區（現在民調局的所在）。當時這里算是被人忘的角落，除了部里的財務每月來發一次工資和辦公經費之外（很奇怪為什麼不讓他們去公安部領），就很有外人來過。

這七個人平時每天的工作就是閱讀記錄解放前各個時期的檔案和舊報紙，甚至還去故宮博院借閱、謄抄了清明兩代的宮廷檔案。然后六名辦事員流外出，一走就是三五個月。去哪兒？辦什麼事？從沒有人過問。

辦事員每次外出前，都要帶足上千元的辦公經費（當時算是巨款了），再加上上萬斤的全國糧票，和一摞子蓋著公安部大印的介紹信。難能可貴的是每次回來，經費和糧票都花得一干二凈，偶爾可能會剩一兩張介紹信沒有用完。

回來的辦事員也不是空手而歸，每次都會幾卡車幾卡車地往回運東西。車上的東西捂得嚴嚴實實。至于運的是什麼，沒人知道。只是每當這個時候，檔案全部人馬都會跑到倉庫里。一連幾天待在里面。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的特殊時期高峰時期，特殊檔案管理的首任主任到點離休。公安部一個姓張的司長為了躲避紅衛兵的批斗，看中了這里夠生僻，主要求來到檔案接班。

可惜消息走，新主任上任沒有幾天，就有輛大解放載著二三十號紅衛兵浩浩殺來了。本來他們是想直接把那位新主任拉出來批斗的，可當小將們聽說了還有特殊檔案管理這麼個冰清玉潔的單位存在，就變了主意。“文化大革命”開始這麼多年了，還有沒被批斗過的單位？這像話嗎？這簡直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侮辱。

還有兩里路的時候，大解放熄了火。兩里的路程也就十來分鐘的事兒。小將們噼里啪啦跳下車，拉好了橫幅，排好了隊形，喊著口號向檔案的方向奔去。

明明只有兩里路的路程，可這百十來號人走到天黑也沒走到。小將們開始是以為路線錯誤，按原路返回時，才發現已經找不到那兩輛大解放了。原本一條沒有岔路的大道竟然走不到頭。

到了這時，所有人都到不對勁兒了。來回走了這麼遠，竟然一個行人都看不見。就說這里是郊區吧，可還遠遠算不上人跡罕至，更何況隊伍里還有就住在附近，來串聯的小將。此小將這時已經懵了，“這他媽是哪兒啊？你們誰知道怎麼走回去？”

“你都不知道，我們誰能知道？”

“都到這兒了，你們說怎麼辦？”

“能怎麼辦？往前走吧，走到哪兒算哪兒。”

“你開玩笑吧？這兒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還往前走？”

眾小將開始炸營了。

最后本地的小將猶豫了半天后說道：“往前走吧，再走七八九十里好像有個車站。”“是十里還是九十里？”

“最多十二三里。”

“還信你？誰知道前面有什麼，弄不好再有個墳崗什麼的。”

本地小將打了個哈哈，說道：“怎麼說我也在這兒附近住了二十多年了，最近的墳地在五十里外的九寶山。這里別說墳崗了，墳頭都沒有一個。”“那……那個是什麼？”小將們的頭頭指著不遠一片黑的地面說道。

在距離他們不到五十米的地方，七八糟地堆著上千座墳頭。當晚的月慘白得邪乎，照在墳頭上顯得十分詭異。因為年深日久的緣故，有十幾座墳頭已經出棺材。最絕的就是有幾個棺材爛得差不多了，已經出了還冒著鬼火的白茬骨頭。

“你不是說墳地在五十里外嗎？這又是什麼？”小將頭頭指著白花花的骨頭說道。

本地小將也冒了虛汗，“媽的，不可能啊，鬼遮眼，是鬼遮眼了。”

“別胡說八道了！這世界上那有什麼鬼神？只是走錯路了而已！我們紅衛兵是什麼人？是護衛偉大領袖的戰斗隊！我們紅衛兵是堅定的無神論者，會怕鬼怕神？”小將頭頭輸人不輸陣，話說得鏗鏘有力，聽得眾小將神為之一振。

眾小將還等著小頭頭繼續慷慨陳詞，沒想到他再說話時，語氣弱了九，“那什麼，還是往回走吧，前面沒什麼路了。”

雖然話說得有點泄氣，但也是事實。等眾小將轉后被另一個場面驚呆了，原本一條坦的大路，不知什麼時候變了一片無邊無際的墳場。

眾人已經說不出話來了，老天還真是配合，天上洋洋灑灑拋下了無數雪白的紙錢。一個凄慘的聲音自遠而近傳過來，“回來呀，回來呀……回來呀……”這聲凄慘而悲烈，眾小將聽得肝膽俱裂，頭發兒都豎了起來。

本地小將第一個撐不住了，撕心裂肺道：“有鬼！跑啊！”一語驚醒夢中人。眾小將反應過來，跟在本地小將后面撒丫子狂奔。

到了第二天，河北省石家莊傳來消息。今天凌晨，有一隊紅衛兵突然出現在距離石家莊市區十五公里正定縣的大街上。據目擊的清潔工人稱，大約凌晨三四點鐘的時候，他們發現有二十來個紅小將在大街上瘋跑，還邊跑邊喊鬼啊、有鬼之類的胡話。

當時這二十來個紅衛兵極度，清潔工人不敢上前，去報告了縣里的公安局和當地的革委會。兩邊的人到了后，前前后后用了七八十個人才制住了那些紅衛兵。

眾小將這時已經神志不清，全都癱在了地上。公安局中有一個有經驗的，開了幾人的眼皮，發現他們的眼球上面都蒙著一層薄薄的類似蠟皮的東西。

幾小時后，天終于亮了。說來也怪，天一亮，眾小將就恢復了神智，眼球上蒙著的蠟皮也融化了。看著眼前陌生的景象，眾小將都懵了，“這是哪兒？我們怎麼在這里？”

有過這次的教訓，首都圈的造反派和紅小將們再沒人敢找特殊檔案的麻煩。就在有人開始議論的時候，特殊檔案突然改名為特別案件理辦公室。設六個科室，科長及科員全部啟用了新人。除了主任保留之外，原本六名辦事員分流到外地各政府機關。

令人費解的是，明明是掩耳盜鈴的法子，卻真的起到了作用。幾個月后，那件事再沒有人提起。就連那些作為當事人的紅小將，對當天發生的事兒也越來越模糊。

更名后的特別案件理辦公室，事辦公更加低調，只是那六個科長還是像當初那六個辦事員一樣閑不住，不就滿世界轉悠。

轉眼到了1980年，碎“四人幫”后，特別案件理辦公室的張主任回到了公安部，升了一級，張主任了張副部長。原一科科長高亮提升為特別案件理辦公室的主任。

張副部長上任后沒幾天，就把特別案件理辦公室從公安部里分離了出去。有對張副部長知知底的人聽說了，認為這件事辦得不是很地道。這個辦公室保了你姓張的十幾年，你現在得勢了，就要卸磨殺驢啊。

相比離公安部，高主任更頭疼的是有人已經開始對張副部長曾經戰斗生活的地方興趣了，本來早就被人忘的特別案件理辦公室，又有人提起了。為了早避事端，特別案件理辦公室再次更名——民俗事務調查研究局立了。

民調局立不久，江西出了一件棘手的案子。案子容不詳，只知道高局長親自帶齊人馬趕到了江西，等一個半月后再回來時，帶回了一個滿頭白發的年輕人。